今天是:
不朽的建安风骨
来源:中国纪检监察报   时间:2018-09-14 10:43:21 
建安起自公元196年,止于公元220年,共25年。但文学史上的“建安时代”并不限于此,大致等同于汉末魏初时期。“文变染乎世情,兴废系乎时序”,建安诗人早年大多饱受战乱之苦,在亲眼目睹了人生的悲苦、世道的乱离后,他们视野更加开阔,思想愈加活跃,遂继承《诗经》、汉乐府“感于哀乐,缘事而发”的现实主义传统,以其如椽之笔发忧生之嗟,哀黎庶之艰,广泛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生活面貌,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,建安诗歌所体现的时代特征与精神风貌更是被后人誉为“建安风力”“建安风骨”。
文学的自觉与诗歌强烈的抒情性
东汉末年,诗歌开始尝试追寻自身的审美特征,诗歌创作变成了作者的个人行为,用以抒发他们的生活体验和情感。诗人们不必再“华实所附,斟酌经辞”,而是如曹丕《典论·论文》所说的那样,“寄身于翰墨,见意于篇籍,不假良史之辞,不托飞驰之势,而声名自传于后”。这种崭新的文学观念有助于诗歌的蓬勃发展,建安时期的很多优秀作品,都充满了诗人由现实生活所引发的情感,有着强烈的感染力。曹操现存诗歌都是乐府古题,但内容却是通过描写社会现实抒发自己的情感。如《薤露》本为挽歌,曹操却借此题写出了“瞻彼洛城郭,微子为哀伤”的麦秀之感、黍离之悲。又如《步出夏门行》本名《陇西行》,曹操却用之写“树木丛生,百草丰茂。秋风萧瑟,洪波涌起”的海景,其“日月之行,若出其中;星汉灿烂,若出其里”二句更是“气雄力坚,足以笼罩一切,建安诸子未有其匹也”。清代诗人沈德潜说,曹丕“诗有文士气,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。要其便娟婉约,能移人情”。曹丕善以文人深婉细腻的笔触写人的内心世界,其代表作《燕歌行》始言“秋风萧瑟天气凉,草木摇落露为霜,群燕辞归鹄南翔”,承宋玉《九辨》、刘彻《秋风辞》而后出转精,颇能以景移人之情;中间“贱妾茕茕守空房,忧来思君不敢忘,不觉泪下沾衣裳”数句将思妇的情感表达得缠绵悱恻,凄婉动人;结语“明月皎皎照我床,星汉西流夜未央。牵牛织女遥相望,尔独何辜限河梁”,真如“西子捧心,俯首不言,而回眸动盻无非可怜之绪”。曹植诗歌“情兼雅怨”,在感情表现上更加深入,试观其《名都篇》云“白日西南驰,光景不可攀。云散还城邑,清晨复来还”,《公宴》曰“飘飖放志意,千秋长若斯”,这种浪漫、自信、乐观、充满热情的少年意气,是早期曹植留给后世诗人的宝贵精神财富。晚年的曹植阅世既多,诗赋益工,其不变者则在深情。如《七哀诗》云“明月照高楼,流光正徘徊”“非以咏月也”,但因曹植将身世之感并入诗中,融情于景,“后人咏月之句,虽极其工巧,终莫能及”。又如《赠白马王彪》云“丈夫志四海,万里犹比邻” “忧思成疾疢,无乃儿女仁”,非深情之人不能道,王勃的“海内存知己,天涯若比邻”正由此化裁而出、千古传诵。三曹之外,“建安七子”的诗亦无不极具抒情性。如徐干《室思》云“自君之出矣,明镜暗不治。思君如流水,何有穷已时”,语言极为当行本色,堪称替千古闺中女子代言。又如,刘桢卧病漳浦,其《赠五官中郎将》曰“自夏涉玄冬,弥旷十余旬。常恐游岱宗,不复见故人”,细腻地描绘出自己的病中心理,被方回誉为“娱忧纾怨,尤足以见士君子之操”。同样是刘桢,其《赠从弟》则云:“亭亭山上松,瑟瑟谷中风。风声一何盛,松枝一何劲。冰霜正惨凄,终岁常端正。岂不罹凝寒,松柏有本性。”诗中凌霜傲雪的松柏不惟是“贞骨凌霜,高风跨俗”的刘桢之夫子自道,更是中华民族不畏艰苦、踔厉奋发精神的象征。
生命的感悟、省思与超越
华夏先民很早就意识到人生的短促与宇宙的永恒,《诗经·曹风·蜉蝣》云“蜉蝣之羽,衣裳楚楚。心之忧矣,于我归处”,《离骚》说“日月忽其不淹兮,春与秋其代序。惟草木之零落兮,恐美人之迟暮”,均系类似的感悟,叹息人生的短暂实际上是国人珍视与热爱生命的表现。建安年间,疾疫横行、战乱频仍,诗人们本就敏感的心灵更加切实地感受到生命的无常与脆弱,人生感悟主题的诗文自然大量涌现。建安诗人们悲悯“天地无期竟,民生甚局促”,唏嘘“人生一世间,忽若暮春草”,感伤“人生居天壤间,忽如飞鸟栖枯枝”,嗟叹“曰仁者寿,胡不是保”,就连气韵沉雄、“如幽燕老将”的大诗人曹操都曾感慨“对酒当歌,人生几何?譬如朝露,去日苦多”。倘若建安诗人仅止步于此,则不过是“人生天地间,忽如远行客”“人生非金石,岂能长寿考”的旧调重弹。可贵的是,他们努力突破天命的限制,以有涯之生追求更高的人生价值。建安诗人悲叹“痛哉世人,见欺神仙”,他们不迷恋以虚妄手段增加生命长度的“神话”,而是执着于“此在”,更关心生命质量的提升与自我价值的实现。因此,曹操虽嗟叹“神龟虽寿,犹有竟时;腾蛇乘雾,终为土灰”,但旋即说“盈缩之期,不但在天;养怡之福,可得永年”,并喊出了“老骥伏枥,志在千里;烈士暮年,壮心不已”的时代高音。曹植虽感叹“惊风飘白日,忽然归西山”,但随即想到的是“圆景光未满,众星粲以繁。志士营世业,小人亦不闲”。曹丕是“三曹”之中最具文士气质的诗人,面对“昔年疾疫,亲故多离其灾,徐、陈、应、刘,一时俱逝”的人生悲剧,他在痛定之后得出的结论却是“文章,经国之大业,不朽之盛事。年寿有时而尽,荣乐止乎其身,二者必至之常期,未若文章之无穷”,誓以诗文之长存消解人生短暂之长恨。建安诗人这种正视生命、惜时如金、积极有为的人生态度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,对历代有志之士有极大的激励作用。
用世热情的高涨与人生理想的高昂
刘师培在《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》中还指出,“献帝之初,诸方棋峙,乘时之士,颇慕纵横”,东汉末年复杂的政治形势激发了建安诗人们的功业思想和英雄意识。“白骨露于野,千里无鸡鸣”,作为杰出的政治家、军事家,曹操看到了汉末战乱给社会、百姓造成的深重苦难,其诗歌主要表达渴望国家一统、“再使风俗淳”的雄心抱负。《度关山》开端便是“天地间,人为贵”,凸显以人为本的价值观;次曰“车辙马迹,经纬四极。黜陟幽明,黎庶繁息。于铄贤圣,总统邦域”,表达对政治清明、国家繁荣、人民富庶之向往;继而曰“有燔丹书,无普赦赎。皋陶甫侯,何有失职”,通过对皋陶、甫侯的歌颂,表达其朴素的“法治公正”思想;最后以尧舜对比作结,抨击“侈恶”,高倡“俭为共德”,希望建立“兼爱尚同”的国家。《对酒》则曰:“咸礼让,民无所争讼。三年耕有九年储,仓谷满盈。斑白不负载……路无拾遗之私。囹圄空虚,冬节不断。人耄耋,皆得以寿终。” 曹操以古朴直白的语言描绘了其政治理想——天下承平,河清海晏。还有今人耳熟能详的《短歌行》,其结语曰“山不厌高,海不厌深,周公吐哺,天下归心”,一反诗歌伊始“譬如朝露,去日苦多”之悲凉,堪称与“老骥伏枥,志在千里。烈士暮年,壮心不已”比肩的时代强音,充分表达了诗人阔大的胸襟与一统寰宇的壮志。
曹植早年随父征战四方,对自身才华高度自信,“怀此王佐才,慷慨独不群”“骋我径寸翰,流藻垂华芬”。《白马篇》中“控弦破左的,右发摧月支。仰手接飞揉猱,俯身散马蹄。狡捷过猴猿,勇剽若豹螭”的幽并游侠儿就是曹植对自身形象的理想映射,尾联“捐躯赴国难,视死忽如归”流露出诗人渴望建功立业的英雄气概和报效国家的决心。曹植晚年备受猜忌、怀才不遇,仍不改初心,他反复自陈“闲居非吾志,甘心赴国忧”“志欲自效于明时,立功于圣世”,建安诗人用世热情之高涨由此可见一斑。
曹氏父子而外,“建安七子”同样不甘以文士自居。“七子之冠冕”王粲撰《从军诗》五首描写他随曹操出征的所见所感,“被羽在先登,甘心除国疾”“虽无铅刀用,庶几奋薄身”云云都表达了其报效国家的夙愿。刘桢“何时当来仪,将须圣明君”、陈琳“建功不及时,钟鼎何所铭”亦均为自述壮志之言。
建安诗人入世之情的普遍高涨,使诗歌呈现出慷慨激昂、刚健明朗的风格特点。与黑格尔“密涅瓦的猫头鹰要等到黄昏到来,才会起飞”的西方文化传统不同,中国的有志之士向来认为“天下有道,丘不与易”,是以“风雨如晦,鸡鸣不已”。建安诗人面对世道的乱离,将个人与国家的前途、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,主动承担起历史赋予的责任和使命,这种敢于正视社会与人生苦难、济世兴邦的积极进取姿态,正是对穷且益坚、砥砺不懈的中国文化精神的最好诠释。
(作者李浩 王旭单位: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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